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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的动乱到底有多可怕？
先看一般人不注意的事实：曹操，220年，病死；夏侯惇，220年，病死；张辽，222年，病死；于禁，221年，病死；刘备，223年，病死；马超，222年，病死；法正，220年，病死；吕蒙，220年，病死；蒋钦，219年，病死；鲁肃，217年，病死……
公元220年前后，病死了一大批人，除了上面的，还有一些没记载死因的。当然，他们当中有些年龄大了，有一些却正值壮年。
公元119年，中国有记载的大地震就发生了42次。无数人死亡，从而引发了大的瘟疫，此后的100多年里，每隔两三年发生一次……不是因为中间瘟疫被消灭了，而是因为灾区的人已经死的差不多了，瘟疫无法大规模传染了。一旦过两年有了新的源头和疫区，就接着爆发瘟疫。
实际上，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，有记载的全国大瘟疫就有十二次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战场死人多，瘟疫造成的各种疾病，更是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。
曹植当时专门记录了瘟疫的惨状，“家家有位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，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。”
瘟疫杀死了无数的老百姓，也有一些我们熟知的名人，比如“建安七子”当中的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，都是死于瘟疫。
公元220年左右，大瘟疫达到了高峰期，就连洛阳城，也被疾病肆虐，一大半人都死了。
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明确的死亡统计，我们只能从史料中进行推测。
东汉汉桓帝时期，瘟疫还没有大规模爆发，当时的人口大约为5600多万人。到了公元280年，晋武帝太康元年，全国人口仅为1600多万人。
说十室九空，真不是夸张的。
所以，东汉末年的老百姓，真的是生不如死。
东汉末年，瘟疫横行、地震频发、战乱不断，人的存活机率非常低，躲得过瘟疫，逃得了地震，但能否躲得过战争的威胁吗？
瘟疫
东汉末年瘟疫大爆发，死者无数。《三国演义》对于瘟疫记载语焉不详，但从只言片语中，还可以推测一二。
中平元年正月内，疫气流行，张角散施符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“大贤良师”。
《三国演义》对瘟疫的介绍只是一笔带过，但张角依靠念咒语、施符水这一江湖骗术，最后竟有四五十万百姓追随，可见瘟疫肆虐已久，人心惶惶，百姓为了生存只有寄希望于喝符水了!
这次瘟疫肆虐地域之广，流行时间之长，是前所未见的。据史料记载，瘟疫自公元一世纪开始，一直流行到公元三世纪，特别是在公元204年至219年最为严重。东汉张仲景在“伤寒卒病论”中说:
“余宗族素多，向逾二百，自建安以来，犹未十年，其亡者三分之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 。
不到十年时间，张仲景的家中亲属居然死去了三分之二，瘟疫之可怕可见一斑。
赤壁之战就发生在公元208年至209的冬季，当时正值瘟疫爆发，曹操军众大多来自北方，劳师远征，水土不服，加之军中瘟疫爆发，战斗力急剧下降，这是赤壁之战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曹操败北之后，曾给孙权写信，信中写道:
赤壁之战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
战船到底是曹操自己烧的还是周瑜烧的，已经难以考证了，曹操军中有疫情这是不容质疑的。
地震
《三国演义》开篇记载
建宁四年二月，洛阳地震；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
这是大地震之后又引发海啸了，以当时的民众认知能力，认为这是天谴，是要生异端的不祥之兆。
据洛阳市志记载，从公元119年到公元149年的四十年间，洛阳发生了五次大地震，震级已不可考证，但从死亡人数和房屋毁坏程度来看，震级都在7级以上。
战乱
公元184年，张角黄巾起义爆发，起义军蜂拥而起，呈燎原之势，东汉政权摇摇欲坠，虚弱不堪的东汉王朝根本无力镇压农民起义，号令各地自行募兵镇压起义军，这一招无异于饮鸩止渴，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，但地方割据势力愈发强大。
公元189年，外戚何进和十常侍争权夺利，兵戎相见，何进引西北豺狼董卓进京。董卓倒行逆施，残暴无度，废汉少帝，立刘协为帝。地方诸侯不满，拥袁绍为盟主，组成联军讨伐董卓，董卓死后，群雄之间相互征讨混战，曹操、袁绍、袁术等军阀逐渐崛起。
公元200年，官渡之战爆发，曹操灭袁绍，统一北方。
公元208年，赤壁之战爆发，曹操大败，魏蜀吴形成三国鼎力之势。
公元220年，汉献帝禅位与曹丕，东汉灭亡。
瘟疫、地震、战争，这里哪是人间，分明是炼狱。下面这组数字可以直观感受到炼狱之可怕。
公元156年，全国人口5006万人。
公元256年，全国人口560万人。
因为英雄豪杰辈出的缘故，很多国人对东汉末年的历史充满兴趣。在他们眼中，那是一个群星璀璨、空前精彩的时期，在不吝赞美之余，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“激情燃烧”的岁月，以此建不世之功。其实，作为超级大乱世，东汉末年实在不值得推崇，原因无他，死亡率超高，场面太可怕。
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到底有多可怕，可以从损失的人口总数中窥见一斑。依据东汉中期的人口统计（6500万左右），三国初年的人口估算（2300万左右），那么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，当时的中国损失了近60%、多达4200万的人口（所有数据均参考葛剑雄的《中国人口史》）！而造成人口锐减的原因，主要有战争、饥荒、瘟疫三种原因，在这里笔者逐一做个简述。
军阀混战是导致东汉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。汉末天下大乱、诸侯纷起，强者着跨州连郡，弱者宰割县邑，相互间征伐攻讨，使得海内混乱不堪。而就在这无休止的混战背后，则是累累白骨、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。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火，在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数据，但依据前文所罗列的数据推测，至少在2000万以上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死于屠城。
作为战争中恐吓、削弱对手的一种手段，各地军阀都对屠城乐此不疲，尤以国贼董卓为甚。董卓的凉州军团军纪最差，每每在攻克敌军城池后，便将城中财物劫掠一空，将残余的百姓悉数杀光。其实，不仅董卓这类残忍的军阀喜欢屠城，就连一向宣扬“拯焚救溺”的曹操，也干过这等为人不齿之事。
初平四年（193年），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，起兵讨伐陶谦，并将刻骨仇恨发泄在徐州百姓身上，所到之处都以屠城作为报复，死于其手的百姓竟然多达数十万（“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，泗水为之不流。”见《后汉书·卷七十三》）。虽然数据有严重夸大的嫌疑，但遇难者的数量绝不会低于数万。
纵观整个东汉末年，无休止的战争、大规模的屠城，导致天下人口数量锐减，以至于大江南北都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生民百余一，念之断人肠”（见曹操的《蒿里行》）的惨景，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能保住性命都是件奢侈的事情。
除战争外，死于饥荒的人口也是难以计数。由于各地军阀大规模征用青壮年为兵，再加上战争、天灾的影响，使得各地普遍出现农田大量抛荒、粮食歉收的现象，从而导致饥荒蔓延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各地军阀普遍严重缺粮，以至于出现“袁绍之在河北，军人仰食桑椹；袁术在江淮，取给蒲蠃”（见《三国志·卷一》）的现象。
面对饥荒，士兵尚且不能填饱肚子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。由于极度的缺粮，导致百姓们在饥饿感的驱使下，竟然开始以同类为食，导致“人相食”的现象屡见史端。比如兴平元年（194年）六月旱灾、蝗灾过后，“是时谷一斛五十万，豆麦一斛二十万，人相食啖，白骨委积。”（见《后汉书·卷九》）。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，不难想象当时的惨状。
战争、饥荒之后必然是瘟疫的大流行，而遇难者人数之多，同样无法统计。在东汉末年短短30余年时间里，见诸于史册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12次之多，而在瘟疫来袭之时，往往死者相枕，阖家灭绝者比比皆是。作为时代的见证人，曹植曾在《说疫气》一诗中，用极为沉痛的笔触写道“家家有位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，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”。
在这一连串的瘟疫当中，尤以204-219年间的大瘟疫最为恐怖，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、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变为“人间地狱”，连贵为上层阶级的“建安七子”，竟然也有4人死于瘟疫。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《三国志》做注时，曾描述过这场瘟疫的可怕性，称“自中原酷乱，至于建安，数十年间生民殆尽。比至小康，皆百死之余耳”，由此可见瘟疫的极端可怕性。
综上，在无休止的战争、大规模的屠城、大饥荒、大瘟疫的连番打击下，等到三国初年，人口总数锐减60%以上，许多地方更是赤地千里、十室九空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如果能平安过完一生，简直跟中“六合彩”一样幸运。正所谓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为乱离人”，虽然从艺术角度来看汉末三国很精彩，但没有人真的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去生活，不是吗？
史料来源：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中国人口史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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